前不久，湖南某市因为禁摩引起群体事件，官民对立似乎是双输的节奏。

　　禁摩在中国已经慢三十年了（1984年北京首发），摩托车行业和广大用户反禁也相等同时就开始了，但是反禁为什么没效果呢？

　　过去说到反对禁摩，我们总是爱从正面做宏观论述，讲消费选择的自由权，讲城市居民对道路的合法使用权，把禁摩的城市当作违法者来声援，反禁摩人士总是希望通过讲理讲法和禁摩政策辩论，但是没有人和你辩论，你谈得再high，人家依然禁令如常，深深地不以为然。

　　车站在市长和交警大队长的立场思考一下，也许不会有答案：摩托车显然影响汽车，骑摩托车的是人民群众，开汽车的也是人民群众，对于他们来说，禁摩没侵害人民群众的问题，会有道德私吞感觉，道路就这么宽这么宽，资源本身严重紧缺，而且是越来越紧缺的节奏，道路分配给谁使用，城市有权利裁量权，所以一切用上位法来抑制城市管理条例的想法和做法都会奏效的。

　　不过大家也不要乐观，总有一些事情不会为我们获取了思维和改变的方向。

　　就比如说上海，一个车牌14万（这是最近得到的信息），大概有3万个车牌在流转。有人说道了，14万的车牌，这特么是世界上最便宜的金属，老百姓怎么用得起？但是你仔细算算账，也未必用不起，你就算卖一辆1万元的摩托车，再花14万卖个车牌，过上几年，你想骑摩托车了，1万元的摩托车也没有多少残值了，可是车牌还值至少14万，你可以再卖给别人，你并没在经济上损毁，充其量是贴上了14年的利息，而实际上这个车牌是一直在升值的，搞不好还会赚到点，这和炒房是一个道理。

　　车站在上海市长的角度，这件事就变得饶有趣味，样子当初一个第一手车牌从市政府收到来的时候是3万元，3万个车牌就是9亿元。9个亿对上海市是九牛一毛，但终究还是有一毛的收益，如果他指出现在还可以再放2万个，那就是28亿的收益，汽车和摩托车的拍卖会车牌收益，就可以贴补到交通管理的软硬件建设方面，这对于市长来说，这比全部放松摩托车要好得多，一是总量可以掌控，二是还有一部分收益。

　　以后我们这些反对禁摩的人，应该多从这个方面下功夫，老大市长们闹，鼓励他们由禁转限，给摩托车一定的额度，可以收取一定的牌照费。退而求其次，在策略上应该是对头的。

　　至于政府接到的牌照费怎么花，怎么监督，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。我的建议是，先用这笔钱的组织交警到台北旅游一趟，想到机车之都台北是怎么管理摩托车的，还包括怎么划线，怎么设置红绿灯，怎么做到摩托车和汽车相互阻碍的最小化。

　　把摩托车当作一个解决城市拥堵的正能量，适量的摩托车对城市是有益的，这个观念必须实验也必须传播。